下卷 文革，心灵地震
作者：西河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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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邢台地震，亲口向周总理汇报情况，在赵鸿麟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话，那么在“文革”初期，遭受到排挤冲击和错误对待，给他内心深处造成的阴霾，不啻于引发一场心灵“地震”。 1966年5月底，夜里12点多，警卫员叫赵鸿麟赶紧起床集合。当时，赵鸿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起床出来后问其他人，都说不知道，只是让到师部待命。 到了师部，那里已经集合了好多人，都在议论纷纷。赵鸿麟等人找到部队首长打问。首长也不清楚到底要干什么，只是告诉他们“等几点的火车”。 之后，赵鸿麟等人到车站坐上火车赶赴北京军区。到了北京军区后，一打问也不知道干什么，甚至还将他们锁在几间屋里不让出来。后来，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小道消息，他们才知道全国要搞“文化大革命”了，可“文化大革命”到底要搞什么、怎么搞？没有人解释得清。 将近中午，获鹿驻地部队赶来，赵鸿麟等人就去大院看房子。当时房子是二炮医校占着，他们就是不腾，坚决不让住，部队官兵只好在大院里搭帆布棚宿营。据说医校的政委、院长为此还挨了批斗。 后来，部队首长将此事反映到周总理那里。还是总理让他们搬家、腾房子，这才将房子腾出来，战士们才有了地方住。 部队走了40多天后，随军家属们才接到上级指示，要统一到北京卫戍区。 即将离开住了10多年的营房了，看着当年栽的那些长势茂盛的树，这些随军家属们难舍难离，一步一回头，有的还流下了眼泪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！在打倒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、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和“资产阶级保皇派”、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、“破四旧”等口号的煽动下，红卫兵作为以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、革命烈士、工人、贫下中农“红五类”子弟为主体的“左派”群众组织，影响迅速扩大，运动遍及全国。 8月18日，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大会，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，到11月中旬，毛主席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3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。 赵鸿麟参加了3次接见后，部队首长就不让他再去了，只是让他在单位安心主持日常工作。他当时也不问为什么，认为部队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干什么都一样，都是真心实意地去干。 赵鸿麟的家庭出身划为“富农”，究其原因主要是：他父亲弟兄5个，家中有好地、坏地近30亩、房子5间；大伯赵九蒿曾任吉鸿昌手下团长，后来被汤恩伯枪杀；四叔赵九峰曾任国民党副官；五叔赵九恩原来是万里村游击组长，后来被日寇俘虏，押到南城寨炮楼，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据说是活埋到了城寨，文革时期，竟然有几个村出证材，说他当了汉奸。 提及赵鸿麟家的30亩地和5间房子，有必要交代一下它们的来历。当年，赵鸿麟参军走的时候，曾经反映：“我家数我大了，我走了，我爹我娘没人管，再加上五个兄弟一个妹妹，家里又没有地种！”后来，村里才分给他家近30亩地。5间房子原是二叔家的，因为家里就两个人，住不清这么大的房子，在分家时才分给了老三赵九锡。 虽然赵鸿麟在万里村的老家穷得叮当响，按“人头”说比贫农还“贫”，可按“户”还是划为了富农，再加上家族中这些国民党、“汉奸”出身的社会关系，也一直让他感到败兴和垂头丧气，甚至向孩子们隐瞒“富农”的成分，在填各种表格时，在“家庭出身”一栏只是写“军人子弟”。 黄清瑞就好言相劝说：“这怕什么……这又不是咱的事儿！” 1968年9月，赵鸿麟和黄清瑞最不想见到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发生了。事情起因便是，家族中的两个“国民党军官”。赵鸿麟在政治上受到了牵连，开始遭受“文革”冲击和不公待遇。当时，部队首长和赵鸿麟谈话，要将他降级下放到景县武装部当负责人，也不说明是什么级别、什么待遇，只是让他到那里工作。 赵鸿麟和黄清瑞也不敢多问。他们哪里敢乱说话啊！面对黑白颠倒、指鹿为马的社会形势，黄清瑞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一直为丈夫担惊受怕。 这是一个“疯狂”燃烧的岁月，也是一个极端崇拜个人的年代！ 这是一个人妖颠倒、充满恐惧的年代，也是一个法制迷失、精神虚无的年代！ 这是一个物质匮乏、生活潦倒的年代，也是一个没有个人尊严，毫无民主的年代！ 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大讲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的特殊时期，不仅赵鸿麟本人，就连万里村叔伯家的孩子们，也受到了“富农”和两个“国民党军官”的连累，不让考学，年纪轻轻就去石坑里“砸石头”，后来听到村大队的舌簧喇叭广播“考学不看分数，择优录取”，欲回村报名时，却被村里人告知说：“你报名也不让你上，谁要富农啊！你报名简直是白浪费五毛钱！” 文革期间，赵鸿麟查出患有高血压、心供血不足。部队首长让他休息，他不休息，让他疗养也不去，把仅有的一个疗养指标让给了别人。 黄瑞清不解地问丈夫：“你整天光想当一辈子兵，也不想想你个人的事吗？” 赵鸿麟反问：“想什么啊？有什么可想的！为了建设新中 国，一腔热血撒疆场都甘心。为了国家强盛，为了人民安宁，受多大的苦也不嫌……你以后也得这样做！” 黄瑞清笑了笑：“我又不是军人，你说的这些大道理，我可做不到！” 在遭受“冲击”的这段日子里，秉性耿直的赵鸿麟其实也曾经大伤肝火，常常平白无故地发脾气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甚至冒出过轻生的念头。 我为党为祖国抛头颅、撒热血，毫无怨言，工作兢兢业业！怎么组织上会对我这样啊？文革初期，赵鸿麟因为家庭出身等问题下放到地方武装部，精神上饱受打击，对前景悲观失望，思想和情绪一直转不过来。当然，他也怕到地方给戴高帽子游街，一心想着寻死，死了一了百了。 黄清瑞发觉后，苦口婆心地劝他说：“可别这样！不要一时想不开，做了糊涂事儿。” 9月28日，到景县武装部的车就要过来接赵鸿麟一家了，连人带行李一起走。赵鸿麟沉默寡言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当时，二儿子赵建民才两周岁，黄清瑞一边看着孩子，一边人默默地收拾着行李。 赵鸿麟一反常态，跪在地上抱着妻子的腿，嚎啕大哭。他哭着告诉妻子，原来想要跳水坑寻死的，去了两次都下不了决心，跳到水坑里，死了一了百了。可要死不了呢！死了丢下这两个孩子怎么着？丢下你怎么着啊？ 赵鸿麟哭得涕泪横流，浑身直发抖。 黄清瑞咬着嘴唇，在丈夫脸上狠狠打了两巴掌：“你啼哭什么……这怕嘛啊！你整天作报告，给部队战士讲老三篇，你都讲哪了……能上能下，能官能民，既当官又当老百姓……你就不能当老百姓？你能当……我也能当啊！咱们又是一个地方的，哪怕什么？咱都去当老百姓，我跟你回去……这丢什么人啊！人家杀人放火还不觉得丢人，你丢什么人？” 黄清瑞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去拉丈夫：“你还是军人呢，真没志气，你还没我这两下哩！你还想寻死吗？” 赵鸿麟站起来，像个孩子般地说：“不了！” 黄清瑞接着说：“你死了……你叫我和孩子们怎么过啊！别人到时候说你……保险有事儿，没事儿你能去寻死？” 经过妻子的耐心劝说，赵鸿麟这才重新振作起来。 |